昨天广州放开限购，番禺和黄埔成为最大赢家，这两个区也是近年来广州非常新锐、非常有话题的两个区。黄埔区是广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区，贡献了全市1/3的上市公司、2/5的工业产值。番禺区更是成为一匹突然崛起的黑马，希音、广汽埃安、Temu等世界级独角兽全都出现在番禺，占全市独角兽总估值的70%。另据新财富富豪榜，广州共有19位富豪上榜，其中有6个在番禺。
从区位来看，番禺和黄埔并非广州的头部片区，也不是远郊片区，而是典型的“腰部片区”。
“腰部地区”的异军突起，并非只是广州独有的现象，这种现象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杭州等城市，甚至更显著。
那么，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？
“很多颠覆性的创新，都是从边缘地带产生的”——这是《失控》作者凯文·凯利的一句名言。凯文·凯利举了很多例子，来证明这一观点，比如颠帆船行业的，不是任何一家帆船巨头，而是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一家蒸汽船公司。再比如，IBM在20世纪80年代被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公司，但微软的出现，让IBM失去了全球巨人的地位。微软是干啥的？压根就不是IBM的同行，它是做软件的。但微软的Windows让个人电脑大大普及，从而颠覆了整个计算机行业。而动摇微软江湖地位的， 不是任何一家软件公司，而是一家互联网公司，谷歌的出现，让搜索引擎大大普及，软件公司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。以上是企业创新的例子，而在基础科学领域，同样很多创新来自学科之间的边缘与交叉领域，比如近年来很火的生物化学、纳米科学、人工智能等，其实都是跨学科的研究领域。从诺贝尔奖的历史来看，最近25年前沿交叉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已接近一半（49.1%），甚至有不少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物理学家。“边缘创新”、“交叉创新”理论如果运用到城市发展的研究中，似乎也同样成立。
很多伟大的城市就处在地理上的“交叉处”，有的处在高山和平原的边缘结合部，成都就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交界处，北京位于太行山、燕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。也有的处在江河交界处，比如广州、武汉、重庆。还有的处在陆海交界处，比如纽约、香港、上海、深圳、东京。有趣的是，很多大城市的创新聚落，最初也往往出现在城乡交界处，而非城市的中央商务区。最典型的例子是硅谷，这个区域的大城市无疑是旧金山，但硅谷的大科技公司，几乎没有一个是从旧金山市区冒出来的，绝大部分出现在举例旧金山市区20到50公里的小镇上，其实也就是所谓的“城乡结合部”。在咱们国内，北京的科创中心中关村，既不在最核心的东西城，也不在高大上的朝阳CBD，而是位于城市西北角的城乡结合部。以前在五道口，现在搬到了西二旗，一个叫做后厂村路的地方。广州互联网行业的发源地当推科韵路，但这条马路在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的90年代，就属于天河东郊的城乡结合部，网易创始人丁磊当时在广州创业时，还住过一段时间的城中村。
深圳的科技公司大多发源于南山科技园、粤海街道那一带，但这个街道在20年多前，也是典型的郊区，因为当时深圳的中心是罗湖与福田。据说任正非当年在南山区创业，也住过一段时间的城中村。不仅如此，上海、杭州、佛山、东莞等城市的创新聚落，最初也都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区域。综合分析可以发现，这些创新聚落在地理位置上呈现出一种“共性”，那就是距离核心区10到30公里的区间，而且周边往往有一两所大学。硅谷孕育于斯坦福大学，中关村依托于清华北大，科韵路靠近华南理工，南山科技园旁边是深圳大学。
如果说CBD属于城市的“头部”，远郊区域属于“脚步”，那么这种城乡结合部就属于城市的“腰部”。所以，大城市一定要重视自己的“腰部”，不要只盯着“头部”。大城市的“腰部”是个神奇地带，如果培育得好，会冒出一些非比寻常的创新。我的理解是，水至清则无鱼、水至浑也无鱼，半清半浊的灰度空间才是生命之源，所以创新往往出现在大城市的“腰部”，而不是水至清的“头部”，也不是水至浑的“脚部”。
以上是我勾勒的一个城市空间模型，因为不同的行业对空间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高大上的“头部区域”更适合服务业的生存，半清半浊的“腰部区域”更容易孕育科技创新，而偏远的“脚部区域”更容易发展制造业。延伸阅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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